亚洲金融危机和亚洲价值观（上）
——访黄心川
本报记者张义德
黄心川，江苏常熟人，1928年生，曾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，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并任教于该校，历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副所长、教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、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等职，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、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、韩国研究中心副理事长，国际印度学研究协会执行委员、太平洋协会中国委员会委员等职。主要著作有《印度哲学史》、《印度近现代哲学》、《印度佛教哲学》、《印度近代哲学家辨喜研究》、《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》等及论文100余篇。 记者：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，亚洲价值观也受到严重的挑战。请您谈谈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？ 黄心川（以下简称黄）：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先要讨论一下，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：是直接关系呢，还是间接关系？ 记者：您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先要研究方法问题，然后再谈结论？ 黄：是的。我认为，方法比结论更重要。在谈论亚洲金融危机和亚洲价值观的关系问题时，将涉及一系列方法问题。在当前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困扰，国外一些政治家、出版物和权威评论家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各种评论和嘲笑，有的暗示这种价值观实际上是造成目前出现问题的根源，而不是亚洲许多国家以往取得成功的原因。做出这种评论的，是一些大人物。如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撰文说，亚洲金融风暴标志着儒学价值观的破落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葛尔·康德苏认为，亚洲经济模式已经过时，“东南亚的错误在于将其模式过于理论化，并把它同亚洲的价值观混为一谈。当这种模式失败时，可以看出在储蓄、劳动和社会同情观念上存在的问题。”我认为，这种把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归因于亚洲价值观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。事实上，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，直接原因是经济上的。从外因看，国际金融投机家的炒作，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线。 记者：当然，投机家能够得手，是因为东亚的经济有漏洞，有其内因，如产业结构不合理、泡沫经济的存在、过量的外债并且外债的结构不合理、国家对金融的监管力不够等。 黄：这些都是一些经济问题，同亚洲价值观并没有直接关系。因此在方法上，我们应该看到价值观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，把二者直接联系起来是不对的。 记者：对“东亚奇迹”的原因的看法，也有类似的情况。1987年在曲阜开国际儒学讨论会时，对此就有争论。当时有些学者把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因归结为儒学的作用。陈鼓应教授不同意这种观点，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首先是经济原因，不能归因于儒学。 黄：把东亚经济发展的原因同儒学（他们称为“儒教”）联系起来的观点，实际上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。80年代开了几次研讨会，都有争论。比较起来，东亚地区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倒是慎重一些，没有说得那么满。 记者：在曲阜开会时，我曾向当时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德耀教授请教：儒学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，究竟是动因呢，还是对策？他回答说是对策。这意思是说，随着东亚经济发展，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，而要对付这些问题，从西方传统的思想文化中难以找到答案，而从东方思想文化如儒学中，可能找到出路；至于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因，则又另当别论。 黄：说东亚经济发展首先是经济原因，当然是对的，就像现在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原因一样。在同经济直接相关的层次上，无论是以往的东亚奇迹，还是现在的亚洲危机，都不能归因于亚洲价值观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越出纯粹经济的范围，从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方面来看，东亚经济的蓬勃发展，与它的历史背景、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，这也是不可否认的。当然，这种关系是间接的。这个地区的民族宗教意识或者宗教文化，正在作为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准则，日益起着重要的作用，东亚的价值观、伦理思想，形成了东亚社会实现经济繁荣、进步，公民关系和谐以及法律秩序的基础。不少人欢呼东方文化觉醒，并在新的建设中挥放着巨大的能量。 记者：现在有人把亚洲金融危机归因于亚洲价值观的同时，甚至连“东亚奇迹”也否定了，认为“东亚奇迹”不过是一个“神话”。 黄：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。进入80年代以来，整个世界经济处于低增长阶段，而亚太地区，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。1981—1990年间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为3．3％，而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为7．9％。90年代整个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只有1．1％，而东亚经济增长速度却高达8．3％。因此，不能因为这个地区出现了金融危机就否定东亚奇迹的存在。有的评论者认为，有些舆论对东亚的指责超出了合理的逻辑，肯定东亚的奇迹是实实在在的。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·斯蒂格利茨就说过：“东亚奇迹对亚洲经济的改造是历史上最杰出的成就之一。东亚奇迹使得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，这体现在千百万亚洲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上，其中包括寿命延长，健康状况和发育水平提高，千百万人民摆脱贫困，现在过着更充满希望的生活。这些成功是实实在在的。”有人认为，东亚遇到的问题是由种种复杂因素所引起的，而且危机已接近谷底，促使东亚经济增长的成功因素或条件目前仍然存在，因之东亚经济前景仍然是美好的。 记者：那么，亚洲文化或东亚文化指的是什么呢？ 黄：通常所说的亚洲文化，是多元的，包括东亚文化、南亚文化、西亚文化。我们现在说的是东亚文化，其中最重要的是起源于印度、繁荣于中国、日本、韩国的佛教和起源于中国、发展于东亚的儒、道。中国自汉代以来，就没有纯粹的儒学，汉代儒学已融入了刑名、阴阳之学，魏晋玄学是儒、道合一。佛教传入中国后便不断同儒、道结合，唐代以来佛教中最有影响的是禅宗，其中吸收了儒学的心性论。宋明理学是儒、释、道三教合流的产物。因此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东亚文化模式的基本结构是儒、释、道三教结合。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民族宗教的因素。这些就构成了东亚经济模式的历史文化背景。当然，东亚文化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到了近代，也还吸收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。如日本，在明治维新前后，朝野一致强调“脱亚入欧（美）”。到了现在，又强调“脱欧（美）入亚”。为什么有此变化？因为现在日本投资的重点在亚洲。所以，我们谈论东亚文化和东亚价值观，既要看到它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面，也要看到它已吸收了西方思想文化的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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